在很多唐山官员看来，在曹妃甸与滨海新区的区域竞争中，天津虽有自身的优势，但主要是政治优势。
一位唐山市官员对记者表示，相对于天津一年几千亿的投资，如果挪几百个亿的小头给曹妃甸，曹妃甸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曹妃甸的发展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萧何就是京津冀区域合作、首都经济圈。”曹妃甸管委会一位前官员认为，曹妃甸从建立的第一天就不仅仅是着眼于唐山自身的发展，而是着眼于整个京津冀的区域协调发展——如果着眼于唐山自身，根本用不着开发曹妃甸。
京津冀合作虽然学术界和舆论呼吁多年，但真正动真格去做的时候，仍然比较落后。有官员事后分析，如果当时采取区域合作，由天津港入股曹妃甸港作为它的主要股东，以天津港良好的货源、曹妃甸良好的港口资源强强联手，走一种市场化合作的道路，包括土地合作，曹妃甸港也就做起来了，“但由于中国不完全的市场化经济催生了一系列问题，各地都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谋发展”。
“事后冷静地分析，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问题和曹妃甸的问题，还是应该从国家大的环渤海战略来看，从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战略来看。”该官员说。
8.受累于河北省内战略摇摆
干部调换太频繁，换一个领导就换一种思路，会造成区域发展的瓶颈。
虽然曹妃甸开发号称河北省的“一号工程”，但事实上，无论是河北省还是唐山市，对于曹妃甸开发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发始终存在分歧，政策也在不停变换，甚至是同一个主政官员在不同时期也思路多变。
“与辽宁省自李克强书记提出沿海‘五点一线’后的持续坚持、一直作为全省工作重心来抓相比，河北省的战略重点一直在变。”一位唐山市前官员介绍。
曹妃甸开发最初的决策，在河北省层面，举全省之力全力支持。为此，专门形成曹妃甸开发议事会议制度，省委省政府唐山市官员共同参加。
其后，河北省事实上的“一号工程”一度变为城镇改造的“三年大变样”工程。三年间，河北完成城市基础设施投资7131亿元人民币，是曹妃甸10年累计投资总额的两倍。
而据唐山官员介绍，即使是沿海开发方面，河北省侧重的临海新区也有不同，比如，一度更青睐沧州的渤海新区而不是唐山的曹妃甸，“因为渤海新区离石家庄更近，更有可能带动冀中南”。再往后，河北沿海发展战略包括的是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地，“三个点同时动，以河北有限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
在唐山市层面，其对曹妃甸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从唐山市自身发展来看，可以说并不需要曹妃甸，曹妃甸开发实际上动了唐山市的奶酪、花了唐山的钱。”有官员分析道：如果不做曹妃甸开发，唐山还是唐山，依旧是河北老大；而一旦进行曹妃甸开发，唐山就不再是唐山——曹妃甸的开发是着眼于整个京津冀，其开发必将超越唐山市层面的掌控。
在2006至2010年赵勇主政唐山时，其强势推进曹妃甸开发，但赵勇之后“虽然官员都说支持曹妃甸开发，但支持力度和抓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此外，唐山广为流传的分析是，为了配合曹妃甸开发而外调进来挂职和任职的官员，与唐山本地官员在对待曹妃甸开发上，也一度产生分歧，投射到曹妃甸便形成复杂的局面。
在曹妃甸新区层面，其管委会主任自2008年以来，便频繁走马换将，5年间先后经历了4任主任。“第一届班子还都是搞开发的内行人，后来甚至连管政法的都派来曹妃甸做主任了”。有官员愤愤不平地表示。
“干部调换太频繁，换一个领导就换一种思路，带来的影响挺要命，会造成区域发展的瓶颈。”一位曾在曹妃甸工作的官员感叹道。
9.曹妃甸的非典型膨胀之路
前来参观考察的院士、专家在感叹曹妃甸开发场面之震撼之余，就告诫说，“曹妃甸太大了，你控制不了这个大盘子。”
在外部形势、发展思路之争以外，曹妃甸开发中“摊子铺得太大”被认为是其遭遇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初的经济区开发——14个沿海城市的经济开发区，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小规模起步、滚动开发。然而，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区域开发，动辄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曹妃甸则是这股园区开发浪潮的一个缩影。
在经济形势、政策、区域发展格局等多种力量推波助澜下，最初规划仅为30平方公里的曹妃甸逐渐膨胀。当其膨胀到足够庞大时，也就足够脆弱，以至于形势一有风吹草动，局面就近于失控。
原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薛渤珣此前接受采访时曾介绍，曹妃甸工业区最初规划仅30平方公里，后来改为250平方公里，接着是310平方公里，最后经扩展到1000多、2000平方公里，“变数很大”。
曹妃甸的正式开发始于2003年，但其谋划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展开。“当时河北沿海三个城市，秦皇岛最早被纳入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而唐山一直没有被纳进来，唐山就希望通过曹妃甸开发推进外向型经济建设，有建设深水码头优势的曹妃甸就成为了重点。”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介绍。
在唐山谋划开发曹妃甸的同时，首钢也打起了曹妃甸的“主意”。由于首钢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日益严重，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秘密开展搬迁的选址工作，并登上曹妃甸。首钢与唐山的一拍即合，使曹妃甸开发建设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本世纪初，时任唐山市委书记张和明确提出唐山发展的“蓝色战略”，并决定在未获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化整为零”、先由唐山市出资建设到曹妃甸的通岛公路。
此路一通，形势大变。“中央领导接踵而至，有影响力的领导一来，凡是对曹妃甸有反对意见的人就都不表态了。”一位唐山市官员回忆道。
2005年，国家发改委批准首钢搬迁曹妃甸，则是曹妃甸发展进程中又一里程碑事件。此前，唐山市曹妃甸的规划还只是在曹妃甸岛前端填海造地30平方公里，布局矿石原油码头、钢厂，形成一个小三角，后边修一条铁路连接大陆。随着首钢搬迁——仅首钢就需要占地20平方公里——和其他大项目的落地意向，曹妃甸的规划一下扩大到60多平方公里，加入了石化、电力产业园区。
再后来，唐山拿到国家规划部门审批的时候，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交通部的规划部门提出意见，认为曹妃甸规划得太谨慎，至少应该多增加若干公里的海岸线，增加若干码头。他们提出了300平方公里的规划方案——在中国严控土地规模的情况下，很少有地方规划能在国家审批的时候得到这种待遇。
国家领导人的频频视察，使曹妃甸的光环愈来愈亮。而在视察过程中给曹妃甸提出的定位和表述，也使得曹妃甸的发展很自然的超越唐山市最初的“蓝色战略”层面，开始被诠释到发展循环经济以及环渤海崛起乃至东北亚合作的“国家使命”层面。
并且，彼时整个中国经济处于2003年以来的持续高速发展期，依托钢铁行业的井喷，唐山的发展犹如坐上了火箭。整个环渤海地区也在此时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平衡中国发展格局的热点地区，“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环渤海”的豪言令人热血沸腾。
2006年10月，赵勇以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身份执掌唐山市委书记一职。甫一到任，赵勇就于2006年底开始推行“大曹妃甸”计划。扩容后的曹妃甸向西与天津滨海新区连成一片，向东则把京唐港开发区收入囊中。
之后，唐山又效仿日本的“东京湾”，提出了“唐山湾”的概念。所谓“唐山湾”，是指位于渤海湾的中心区域，于唐山沿海区域近230公里的海岸线上形成的一个弧形断面。这一区域，区位优势独特，背靠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有曹妃甸和京唐港两大港区，有深达36米的天然港址，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待开发土地。
时任唐山市委书记的赵勇坦承，之所以要提出“唐山湾”的概念，有两重用意：其一是用唐山湾来与日本东京湾对比，激励出唐山人赶超世界的复兴梦；其二是帮助认识唐山湾的整体概念，把唐山沿海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规划开发，依托港口建设现代工业体系，建设生态环保新城，从而实现在沿海区域再造一个新唐山的飞跃。
这一时期，曹妃甸的声势可谓一日千里，“打造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践行科学发展观示范区”口号响彻曹妃甸。
即便到了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2009年，曹妃甸的发展形势也未受冲击，反而逆势而上，投资规模由300亿跃升至千亿级。
红火的形势，使曹妃甸在2009年达到声誉的高峰。当年10月中旬举办的首届曹妃甸论坛，包括多国政要在内的来自全球的精英云集。
然而，危机总是在荣耀之后登场。
“现在回想，如果曹妃甸不是铺那么大的摊子，一下就填海造地200多平方公里，而是根据需要一步一步来，情况也许就不一样。”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说。
曹妃甸前官员亦有类似观点：“曹妃甸这个秤砣太大，靠河北省也好，靠唐山市也好，肯定背不起这个大秤砣”。
该官员回忆说，他在曹妃甸时曾接待一批前来参观考察的院士、专家，他们在感叹曹妃甸开发场面之震撼之余，就告诫说，“曹妃甸太大了，你控制不了这个大盘子。”
结果，一语成谶。
10.并非无解的曹妃甸困境
曹妃甸的债务困境，并非没有解，“当前是过渡期，不能让债务崩盘、银行贷款还不了的情况出现”。
在针对曹妃甸今天的发展困境的反思中，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曹妃甸前期投资特别大，如何形成可持续运转的投融资体制就很关键，而唐山乃至河北在投融资和大规模园区开发方面的经验不足，是曹妃甸遭遇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曹妃甸这样大规模的开发，具体先花多少钱，后花多少钱，需要有经验的人掌舵，最好是政府与大国企合作。”一位曾在唐山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而河北一向就财力基础薄弱，改革开放后又缺乏成功开发产业园区的经验，“现在一下就玩曹妃甸这样几百平方公里的大开发区，根本玩不下去的。”
在他看来，推动曹妃甸大开发，“战略上是对的，战术上值得商榷，关键是河北的支撑体系——开发、投融资等经验、人才，都不足以支撑”。
而事实上，在赵勇主政唐山期间，对曹妃甸开发曾经有过“很大的一盘棋”。在金融方面，其曾提出成立300亿元产业基金的计划，希望以此撬动5-10倍的资金投入曹妃甸开发；还曾提出将曹妃甸旗下资产整合上市融资以及组建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的计划；组建国开曹妃甸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曹妃甸开发的计划，得以在2010年3月实施。为了推动中日曹妃甸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赵勇先后邀请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唐文弘、外交部黄惠康到唐山挂职担任副市长。
但是，随着赵勇离任，曹妃甸产业基金、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整合资源上市的计划，至今均无明显进展。
唐山当地的经济研究人士则认为，曹妃甸之所以今天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关键在于政府“越位”、“手伸的太长”。“比如说，政府先把地造好了，把产业放在这儿，自然有人来盖房子，但政府非要自己去建房子、建生态城……很多事本不应该由他去做，但他都干了。”
老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更迫切的困局却需要化解。
“曹妃甸的未来很难说清楚：如果经济全部回暖，如果还有一轮投资热卷土重来，曹妃甸依然有春天；如果冷一年，再拖一年，就有可能把曹妃甸拖黄了……这个事情在两可之间。”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审慎地表示。
而记者采访的官员们则要乐观得多。“毕竟曹妃甸的平台太好了，过去只是没有把握好时机，现在应该冷静下来调整下思路。”曾参与过曹妃甸早期开发的一位官员表示。
“如果区域发展有一个大的布局调整，曹妃甸还是有希望的。”一位已经离开曹妃甸的人士表示，“曹妃甸最终能否起来，在于国家是否能把它放到首都经济圈区域一体化战略的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做”。
在其看来，“曹妃甸现在是艰难时刻，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事情顶顶就过去了——几百亿的债务也没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而且地已经造出来，再过两年，环境也成熟了，很多东西迎刃而解。”“曹妃甸是一步很好的棋，关键在于怎么走，走的快慢的问题。”
对于当
